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下的协商民主制度建设

2018/04 24 02:04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下的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协商民主制度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对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提出了新要求,要按照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建设。
  一、协商民主制度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价值
  (一)协商民主制度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1]。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它和选举民主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独特优势。协商民主制度作为我国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构建完善的协商民主制度体系,有利于助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没有完备的协商民主制度,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不全面的。协商民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大力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
  (二)协商民主制度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民主化
  “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有很多标准,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2]“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传统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所在。”[3]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协商民主制度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为重点,是实现人民主体地位的重要制度保障。通过协商民主制度,人民群众可以主动地、全方位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公共事务的管理、决策,就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涉及自身利益的实际问题进行广泛协商。协商民主制度的本义与国家治理体系的民主性高度契合。健全协商民主制度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民主化。
  (三)协商民主制度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法治化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4]法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指标,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没有国家治理体系的法治化,也就没有真正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本文由毕业论文网http://www.lw54.com收集整理体系法治化,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5]。立法质量如何,要以是否“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为衡量标准。这就需要在立法的过程中,增加民众参与度,做到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实行立法协商。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可见,健全协商民主制度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法治化的重要途径。
  二、协商民主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实差距
  (一)协商民主制度的科学化不足
  科学化是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前提。如果制度安排不科学,制度执行就很难达到预期目的。目前,协商民主制度的科学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以党际协商民主为例,一是协商内容不规范。《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指出,党际协商内容包括“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委员会的重要文件;宪法和重要法律的修改建议;国家领导人的建议人选;关于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决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关系国家全局的一些重大问题;通报重要文件和重要情况并听取意见,以及其他需要同民主党派协商的重要问题等”。但是,对于什么是“重要文件”“重要决定”“重大问题”,规定不明确,导致协商内容存在很大随意性。二是协商形式不明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政协同民主党派协商的具体形式包括政协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席会议、常务委员专题协商会、政协党组受党委委托召开的座谈会等。但是,对于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协商形式,对于采取某一种协商形式有哪些具体要求和限制,没有做出详细的规定。这导致对协商形式的运用很难把握。三是中微观层面制度设计有欠缺。党际协商民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框架下实施和运行。从宏观理论层面来看,多党合作制度是科学合理的。但是从中微观层面的具体制度规定来看,党际协商民主的制度机制还不完善,党际协商民主尚未完全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二)协商民主制度的法治化不足
  协商民主制度的法治化是协商民主制度化的重要支撑。“法治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要素。民主本身就包含法治的意义,民主就像是一张桌子,必须有柱子,法治是其中的柱子之一。”[8]在现阶段,协商民主制度的法治化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一是法律保障弱化。目前,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协商民主制度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只有一些原则性的阐述。比如,我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然而,宪法具体条文中并无对政治协商和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详尽规定。协商民主制度缺乏相应的法律地位和保障。二是法律效力软化。目前,协商民主制度的具体实施大都是以中共中央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为规范,实质上缺乏法律效力,刚性不足。   

浅议代议制民主

2018/04 23 14:04

浅议代议制民主  一、代议制民主的界定
  “代议”就其词义而言是“代表商议”、“代表议事”,是指由某一个人代表某一特定的群体,同另一些代表其他群体的人,就彼此共同面临的问题进行商议,必要时共同做出决定,以便采取一致行动。代议制度作为一个特定的术语,是指代议在国家的政治生活领域中具体运用后形成的一种国家政治制度。
  二、代议制民主的形成原因
  (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彻底摧毁了封建等级制度,导致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化,社会从等级制发展到代表制,议会成为市民社会在政治国家中的全权代表 。代议制最早起源于13世纪的英国议会,直到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过程中才最终形成,并不断发展和完善。
  (二)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发展。为适应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人权等口号,这就为代议制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代议制思想根源于古典自然法理论中的社会契约理论和分权理论。
  (三)民族国家的形成。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小型的城邦国家变成大型的民族国家。其领土广阔、人口众多 、居住分散,这给大众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带来了极大的障碍,城邦时期的直接民主无法再实行,因此他们必须选举出代表来行使他们的最高权力。
  三、代议制民主的运行机制
  (一)定期进行的选举制度。选举制度是代议制的重要内容,享有国家权力行使权的代表是通过人民的定期选举而确定的,这是一种相对公平和科学的确定代理人的办法。选举是按照多数决定的原则确定代表的,因而具有很强的竞争性,这种竞争性极强的竞选机制,就如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一样,既能有效的淘汰那些能力本文由毕业论文网http://www.lw54.com收集整理素质低下者,又能使那些才干出众的人脱颖而出,并获得选民的支持。
  (二)监督制约机制。在代议制民主框架内,人民可以通过舆论监督、社会监督和法律监督等形式,采取事前监督、事后监督及事中监督相结合对国家机关及政府公职人员进行有效的监督,使选举的国家工作人员能够符合自己的愿望,代表自己的意愿。
  (三)权力制衡机制。以权力与平衡机制来制约权力以此来保障个人的权益与自由,是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一大创新。通过国家权力内部之间的相互制衡和牵制,可以防止国家权力的过度膨胀从而危害人民的权利,保护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实现法治原则。
  四、代议制民主的优越性
  (一)代议制民主中,代表由人民选出,人民也同样有权罢免他,而且他们一般有明确的分工,能够找到问题的责任者并予以相应的惩罚或罢免或降职等。它克服了直接民主最大的一个缺点:无法建立责任政治。俗话说“法不责众”,就是说一旦决策出现了失误,由于是大家一起做出的就无法确定责任人,也不会有人主动承担责任并纠错,长此以往,就很难保证人民审慎科学地决策,因为没有了压力和承担后果的责任。确立了代议制这样能有效解决现代社会中各种复杂的事务,维持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
  (二)代议制民主较好地解决了公民参与和体制效率之间的两难。国家和社会事务由产生的代表进行决定和讨论,形成一整套解决的方案,供政府进行选择。代表一般是专业化人士,具有系统的业务知识和较高的道德素养。所以能够及时形成科学的决策和方案。
  五、代议制不可避免的缺陷
  作为一种国家体制和民主形式,代议制民主自身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为:第一,代议制民主容易生成精英政治,精英政治理论认为,政治权力永远掌握在少数政治精英手中,整个政治史历来就是少数精英统治多数人的历史。
  第二,代议制民主的生成有赖于选举,决定选举胜负的惟一标准是多数规则,在多数这个惟一标准下,在精英选择的问题上,人们对数量的关注逐步侵蚀了质的重要性。
  第三,代议制民主具有导致民众意志异化的可能性。当选的代表也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在具体的政治治理过程中,基于自身或者本利益集团利益的考量,他们会脱离或者违背竞选时对民众的承诺。第四,代议制民主容易生成政治冷漠症,现代西方国家民主选举过程中持续出现的低投票率的现实,也有力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六、结语
  如果说直接民主是指公民直接参与各种公共事务决策的民主方式的话,那么代议制民主就可视为是对直接民主的一种修正。既然公民无法直接参与各种公共事务,而又不愿意完全放弃对公共事务施加影响的权利,那就需要有人能代替部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同时这些人又须尊重而不能剥夺其他公民的参与权利,代议制与民主的结合应运而生,代议制民主是具有可行性的民主实现路径,但也存在固有缺陷,需要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克服它的弊端。   

深圳对中国民主发展的两大贡献

2018/04 23 02:04

深圳对中国民主发展的两大贡献今年8月是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回顾和纪念这30年。很多人谈到了深圳在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贡献。我今天另外开辟一个话题,讲一讲深圳在政治发展方面,也就是民主发展方面所作的两大贡献,这就是蛇口风波与财政公开。它们是论文联盟http://www.lw54.com时隔30年的两件事,表明了深圳民问人士推动政治改革的勇气和期盼。我想,这也是深圳特区作为“排头兵”,推动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蛇口风波
  
  1989年6月底,袁庚曾经托人带话给我:要经得起风浪,保持镇定,有什么难处请来找我。
  为什么袁庚捎这些话给我?是因为我跟蛇口风波的关系。
  1988年1月13日晚上,蛇口青年与来自北京的3位青年教育专家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就是著名的关于“淘金者”的辩论。后来媒体把这场辩论称为“蛇口风波”。
  专家在演讲中说,来深圳的有两种人,既有建设者,也有淘金者。什么是淘金者?有些人来深圳是为了赚钱,看上了这样一个经济非常活跃的地方,为了个人的利益到这里来,图这里生活好,工资收入高。这个动机是不对的,特区不欢迎淘金者。 毕业论文 http://www.lw54.com
  但是青年人发言说,希望老师不要讲那么多空洞的词。创业和淘金,在人身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不那么容易分清楚。我们到深圳来为什么不能赚钱?淘金者赚钱但没有触犯法律,而且也为深圳建设出了力。
  双方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座谈会第二天,专家们就点名把蛇口青年的话写成内部材料,上报中央和有关单位,说蛇口青年在会上“突然发难”,有“明显的错误言论”,“整个气氛是嘲弄的,甚至是敌对的”。
  由于这场争论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1988年6月,《人民日报》评论部派当时的实习生曾宪斌采访此事,并于8月6日发表了他写的《蛇口风波答问录》一文。文中报道了当时蛇口领导人袁庚的话:“有两点可以表态:一、既然不是到这里来传经送道,就不能只允许一家之言,既然是座谈,就大家都可以谈。我们还是要提倡,不论是谁,不论什么流派,什么观点,只要不反党,不搞人身攻击,都可以让他们在这里发表,在这里交流。有一点要讲清楚,我们不欢迎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这种作风连我这个老头都不能容忍,青年人是不会欢迎的。
  “二、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所以,对那位被迫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袁庚的话。得到了改革者的欢呼。 论文网 http://www.lw54.com
  8月8日,《人民日报》在第三版右上方开辟了“关于蛇口风波的议论”专栏,每天见报。报社主管评论部的副总编辑范荣康,指定我负责编辑这个专栏,要我每天从来稿中编辑两篇观点相左的文章,下班之前送他发稿,第二天见报。从8月8日到9月14日,这个专栏连续刊登一个多月,在全国引发巨大反响。很多大学天天广播这些讨论文章,各地一些报刊看到《人民日报》这样做,也纷纷开始讨论蛇口风波。
  《人民日报》共收到1531件来稿,有266件支持青年教育专家,占全部来稿的17%。尽管如此,我们在专栏里发表讨论文章的时候,是一对一,即一篇支持专家,一篇支持青年。这是照顾了专家。尽管如此,3位青年教育专家对《人民日报》仍然非常不满,他们认为《人民日报》是倾向蛇口青年的,因此到处告《人民日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一些支持专家的文章,多多少少还是逃不了空洞说教的毛病,难以服人。
  后来,由于种种缘故,《人民日报》的专栏被迫停止。这之后,1989年3月,我在《文汇月刊》发表了4万字的报告文学《蛇口风波始末》,并且编辑出版了《蛇口风波》一书,书中收入110篇文章。这些文章是从1531篇来稿中选出来的,也算是这场讨论的结果。

高中政治教学培养学生大政治眼光的途径

2018/04 22 14:04

高中政治教学培养学生大政治眼光的途径《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高中思想政治教学要教会学生领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切实提高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能力,逐步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终身发展奠定思想政治素质基础。”对此,笔者提出的思路是,在思想政治的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大政治眼光。
  大政治眼光是相对于日常的政治学习而言的,在日常的政治学习过程中,学生能够获得许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往往不能用来分析或解决实际问题。在判断事物的是与非时,还都是凭生活经验或者直觉,而不是依据所学到的政治知识。
  我们可以通过几个例子来分析:一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二是我国的军事力量发展;三是钓鱼岛事件。在教学过程中我曾与学生讨论过这三个问题,让人深思的是,学生对于第一个问题,都觉得民主建设与自己的关系不大,各级政府选举一个领导班子似乎没有他们的事;关于第二点,有学生想不通国家为什么要投入那么多的精力与资金去发展军事力量,反正不打仗,钱不如花到别的地方去;第三点,有学生认为反正钓鱼岛的面积也不大,为什么要争来争去的呢?值得重视的是,附和这些观点的学生还不是个别的,这就说明我们只有在实际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大政治眼光才能发现这些问题的实质。
  大政治眼光,意味着我们的政治学习应当将所举的事例放到大的政治环境下去分析。只有背景大了,我们分析得出的结论才能更为精确合理,大政治的眼光也才能真正形成。
  以人教版(下同)的“经济生活”的教学为例,我向学生讲授消费、生产、分配和生产背景等知识体系,如果分别对学生施教的话,这样的知识是零碎的、分离的,不利于学生形成大政治的眼光。但实际以时间为序的教学又不可能让我们在每个知识的学习中都能向学生提供一个宏大的背景。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在一定时间的教学之后,给学生提供一个综合分析与学习的机会,如在本册教材学完之后,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训练来达到目的:结合教材,选择一个具体的商品为分析对象,判断它的价格走势。而在这个例子中,要做出准确的判断,学生就要从商品成本、商品利润、商品数量、商品需求等多个方面进行思考。在经历了这样的综合思考之后,学生就会形成一种宏观的眼光,形成了大政治眼光下的综合判断能力。
  再以“政治生活”为例,我们在向学生讲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时,要强调“依法治国”的必要性,就必须选择恰当的教学策略。因为有经验的老师都知道,只凭语言讲授学生非但不认同你的观点,还会有一些相反的观点出现。与其如此,不如将教学的目的放到一个大背景下让学生去分析。笔者选择的是当下热门的“城管”事例。学生都知道当下城管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语,谈到城管就想到一些典型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笔者提出问题“城管应该取消吗?”学生的第一反应是“应该”,而在深思之后就会发现本文由毕业论文网http://www.lw54.com收集整理问题:如果没有了城管,城市又会如何?不少城里的孩子都知道如果小区没有了管理者,如果城市道路没有了管理者,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经过一系列的讨论与推理,学生终究发现:要做的不是取消城管,而应该依法管理城管,城管也应该依法管理这个城市。于是,“法治”渐渐成为讨论的主旋律。而通过这样的学习,以后他们在遇到类似事件的时候,就会依照大政治眼光下的高水平直觉去判断问题。
  大政治眼光是用来表达笔者将政治教学放到一个宏观背景下进行的词语。现在的中国处于转型期,而我们的学生到了社会上以什么样的政治眼光看待周边的事物,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和国家能否得到可持续发展。如果学生真正形成了大政治的眼光,那他们看待问题就会基于历史,面向未来。或许,这样的社会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社会。如此想法成立,那让我们的高中思想政治教学多闪现大政治的智慧吧。   

简论洛克政治哲学思想之得失

2018/04 21 14:04

简论洛克政治哲学思想之得失 代写论文 http://www.lw54.com  一、作为观念假说的“自然状态”和“自然法”
  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一开始就承接《上篇》的内容,提出既然把父权作为政治统治权的来由讲不通,那么就要提出一种新的,他所认为的政治统治权的根源。洛克假定在人间的一切政治之先,有一个他所谓的“自然状态”,与这种自然状态相符存在一种“自然法”。“那是一种完全无缺的自由状态,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无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1]虽然洛克在本书的后面部分常常提到“自然状态”和“自然法”,并把它作为他的整个理论建构的基础和出发点,但是他始终没有给出其在历史上存在过的任何书面的或其他强有力的证据。所以说,我们有理由认为他所说的“自然状态”和“自然法”是他个人的一种杜撰,一种观念的假设。但是这种假设有其必要性价值,有不少政治哲学家有曾用过这种高明的做法。“为了澄清和确认政治社会和政治权力的性质和目的,为了构想设计某种制度框架,为了对构想设计的制度框架的合理性进行论证,政治哲学的思考有必要逻辑地追溯到一种非政治的人类社会生活状态,至于这种非政治的人类社会生活状态是否是一种历史事实,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也是与政治哲学的合理性论证不相干的。”[2] 洛克提出“自然状态”和“自然法”学说虽然并非他的首创,但是这种学说为他整个政治哲学理论建构和其政治制度设计提供了一个基础,他对“自然状态”和“自然法”的详细描述既提供了一种政治社会存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论证,也提供了一种政治社会存在的合理性论证和制定法律,制度的出发点和基本原则。政治社会及其法律正是为了弥补“自然状态”中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而存在的,而洛克也明确提出各国的成文法律只有以自然法为依据时才是公正的,而它们的规定和解释也必须以自然法为依据。而在洛克以后,也有其他的政治哲学家提出了类似理论,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受过洛克的影响。所以,洛克作为观念假说的 “自然状态”和“自然法”理论无论就他自己的政治哲学理论建构,还是对以后的政治哲学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研究

2018/04 21 02:04

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研究 简历大全 http://www.lw54.com/html/jianli/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1]。本文拟对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内涵
  (一)国外学术界对协商民主内涵的论述
  协商民主这个概念是在1980年由美国克莱蒙特大学的约瑟夫·毕塞特教授最早提出来的。他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中的多数原则》一文中提出,美国的宪政设计既体现了多数原则,也是对多数的制衡,二者统一体现在制宪者建立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明确意图之中。曼宁认为,协商即各种观点相互比较的过程。科恩认为,协商民主来源于一种直观的关于民主的共同体的理想,在这种共同体中,其条件和状态的正当性是通过平等公民之间的公开争论和推理来实现的。乔恩·埃尔斯特认为,协商民主就是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之间的讨论进行决策。哈贝马斯认为,协商民主理论在更高的层次上提出了一种关于交往过程的主体间性,它将涉及正义问题的协商原则和作为民主政治核心的辩论形式。弗兰克·I·米歇尔曼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程序理想,这种理想是关于宪政民主社会的实际政治自我理解的理性重建的一部分。 总结大全 http://www.lw54.com/html/zongjie/
  (二)国内学术界和官方文献对协商民主内涵的论述
  我国最早是在2002年哈贝马斯来华开展学术演讲接触到协商民主理论的。2003年,俞可平在《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热点问题》一文中,首次对协商民主理论进行了介绍和评述。同年,林尚立在《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一文中认为,协商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竞争政治的替代来强调的。陈家刚把协商民主理解为:“一种民主治理形式,其中,不同的政治行为者,包括执政党、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社会各界,以及社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在进行涉及国家利益,涉及自身利益的各项决策时,能够通过制度化的、规范的平台和渠道,共同参与政治生活,通过平等对话、讨论、协商,在尊重权利和理性的基础上,形成共识,做出符合公共利益的合法决策”[2]。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本文由毕业论文网http://www.lw54.com收集整理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3]。理论界将这一论述概括为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这是我国第一次较为正式提出协商民主思想。2007年《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明确指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4]。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1]。

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历史演进述论

2018/04 19 14:04

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历史演进述论  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对新形势下发展党内民主做出了整体部署。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系统回顾、梳理党内民主建设的历史和演进逻辑,对进一步明确当前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性和方向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一阶段:党内民主的孕育与萌芽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内民主的探索与认识集中体现在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和运用上。1921年在党的成立大会上,党的发起人之一陈独秀在给大会的信中明确强调“要遵循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大会明确指出“我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并强调“这个纲领经三分之二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意,始得修改”。[1]可以说,虽然一大没本文由毕业论文网http://www.lw54.com收集整理有明确规定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原则,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思想已蕴含其中。二大到四大对民主集中制的继续探索进一步丰富了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1927年党的五大通过的党章中第一次明确规定“党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并首次规定设立党内专门的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 简历大全 http://www.lw54.com/html/jianli/
  虽然经过早期的探索认识到民主集中制对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从总体上来说这一阶段党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是比较肤浅的,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从民主集中制的整体来把握,没有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使得这一时期民主集中制主要是集中制占主导地位,“家长制”作风盛行。“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创始人之一和党成立后第一位主持党的中央工作的领导者,陈独秀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实行的就是家长制的领导作风,独断专行,听不得不同意见,容不得人。”[2]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和对“家长制”的反思,中国共产党对党内民主的探索由此步入到新的历史阶段。
  第二阶段:党内民主在反思中缓步前行
  随着对大革命失败反思的深入,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家长制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蔡和森在八七会议上就认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党内的家长制……过去党的家长制到现在已经不适用了,非打到不可”。[3] 这也成为当时共产党人的共识,表明党从家长制的危害中认识到了民主的重要性。然而在现实中应该如何把握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成为又一个问题,结果使这种反思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用极端民主制否定家长制,甚至有同志明确提出了“党内极端平等,绝对自由”的口号。[4]1928年党的六大上严厉批评了极端民主主义的错误倾向,并把这种极端民主主义斥责为“小资产阶级的义气之争、极端的自由选举观念以及无原则的批评所导致的相互倾轧和否定共产党铁的纪律”,[5]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贯彻民主集中制要遵循的三条基本原则,这些认识是对民主集中制理解的重要进步。